李华芳：你只能靠读书改变命运

悦美书

文/李华芳，转载自“思想聚焦”

【一、反智主义】

      纪思道前一段时间在《纽约时报》批评学者固守象牙塔，写的东西就几个人看。于是质疑：学者这么做有意思吗？难道不是浪费了宝贵的头脑么？并且建议学者要走出大学，面朝大众进行写作。

      对此，学界大体有两种反应。一种就是“嗯嗯嗯”，你说的没错，学者可能要写得更通俗易懂一点；另一种就是“去你的”，哪怕只写给一个人看，也很有意思，看不懂是媒体编辑有问题。后一种看法，就差直接说媒体是反智主义了。

      中国媒体的反智主义也不缺例子。到目前为止，还有人讨论“读书有无用处”，然后试图将接受高等教育与找到一份工作直接挂钩，一旦毕业生没找到合心意的工作，就说高等教育失败了，读书无用了。而两会代表说不鼓励农村娃上大学时，这就实在让人有点啼笑皆非了。

      一旦当人们开始将教育的目的降格到作为找工作的敲门砖时，反智主义就已经生根发芽了。这里关键的问题是：读书，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是高等教育，为什么没有像“那些人”设想的那样起作用？

【二、读书何为？】

      那些人设想的高等教育有什么作用呢？主要的功能是毕业时候能有块敲门砖。李零于是感慨，这种模式之下，必然是大学变成养鸡场。

      也就是说，之所以高等教育没有像“那些人”设想的那样起作用，是因为那些人本来就误解了高等教育。因为你的目标和期许都完全不对头，怎么能指望结果合人心意呢？

      读书何为？当然有多重答案。自古以来，中国人对读书的态度都有点功利主义。“书中自有”各种好，美女黄金乌纱帽。还有什么“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”，这两句还没什么，但你看后两句“满朝朱紫贵，尽是读书人”就不像话，仿佛读书就是为了做官，全不顾读书可能只是一个要件。但读书本身就是自我充足的。

      “自我充足”这话不太好理解，我换一种说法。那就是与大多数人将读书当成挣钱的工具不同，读书本身是一项“消费活动”。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，你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阅读康德、边沁、罗尔斯、森以及桑德尔的作品，不一定能给你的工作带来什么直接的好处，甚至也未必能给你带来一份体面的工作。事实上，你本就不应该期待这种阅读能带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，因为这本身是一个消费行为，你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。或者按照经济学的看法，是效用最大化的结果（我在《以读书获得自由》一文里还举过消费莎士比亚的例子）。

      扭转仅仅将高等教育当成敲门砖的观念是很要紧的，因为高等教育本身是一项昂贵的奢侈品消费活动。读者可以仔细考虑下，为了消费康德可不仅仅靠你有钱就能消费得了，最重要的是你得投入相当多的时间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，读书都是极其昂贵的消费。期望值落空的那些人多少将消费活动误作生产性努力了。

      无非是社会化建构将读书搞得比较神圣，显得不同于去东莞桑拿或者下馆子吃饭，但就其消费本质而言，其实没有太大区别。这也使得读书本身附加了太多不应该有的社会期待，例如将读书和当官、找工作、甚至找情人联系在一起（例如最近围绕哥伦比亚大学所产生的一系列绯色新闻）。当然这不能全怪读书人，你本来好好读书消费，但太穷了又遇不到能包养的人或机构，总得为生计做点努力。多少才子佳人风流事，都不说些稻粱谋，虚得很。

【三、即便读书作为一种生产性努力】

      岁月真是神奇的东西，改革也一样。高等教育产业化一来扩大了招生规模，这样就把原来上不了大学只能进技术院校的学生“硬生生”变成了“大学生”。但市场短期内未能及时调整，这就导致大部分毕业的“大学生”找不到工作。而与此同时，市场上的技术工作又找不到合适的人才。这种结构性错配与“硬生生”被变成的“大学生”群体有很大的关系。这种高等教育领域的通胀已经被批评很多了。

      但即便是作为一种生产性努力，高等教育依旧是摆脱贫困、走出农村的一条重要路径。当我们讨论高等教育的不尽如人意之处时，首先要界定的是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。

      我的看法是你首先要比较读书和不读书的平均收益；其次要看到即便是接受高等教育，不同学习带来的收益也不一样。清华大学的李宏彬教授领导其研究团队，从2010年起做分层随机抽样调查，在全国2305所高校里抽取了100所，第一轮调查了其中的19所学校的共6059名应届毕业生。不同于政协委员王平近年来所提出的不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这种“雷人提案”，如果你大学毕业往东南方去，那么你的平均工资要高出至少200元每月，考虑到东南部地区的平均起薪为2262元，200元是很大一个数。窝在农村就不可能有这个收入。

      李宏彬教授及其团队还有一系列研究与此相关。例如他们统计从1988年到2009年，城市职工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了两年半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平均而言，城市职工每增加一年教育，教育回报率就从1988年的2%增加到2009年的8%-10%。很少有投资可以向教育一样有年均8%-10%的投资回报率，所以即便将教育当做一项生产性努力，其回报也非常可观。靠“身边人”、“我的朋友”、“邻居家的小孩”那些成功或不成功的例子无非是贬低教育的回报率的。

      当然有人会说，你刚刚不是说高等教育吗，这会儿怎么又转说教育了。因为受教育年限不断增加，其平均回报越高。所以这背后的潜台词是高等教育的回报在中国远高于基础教育。那么这是不是真的呢？李宏彬等指出中国大学的回报率为16.3%，但高中的回报率很低，只有4.5%。从教育投资回报率的角度看，高中教育又是不得不进行的投资，因为为了获取高等教育高收益。平均而言，多读一年大学相比于不读大学而言，收益会增加16%。与此同时，他们也指出职业教育的回报也很客观。

      高中的回报率低，有很大一个原因是高中仅仅就是为了考上大学，一旦考不上，高中三年获得的技能其实不能用于其他地方。相比于庞大的考生群体而言，尽管实行了大学扩招，能变成大学生的也不是多数人。这就拉低了高中的回报率。

      在大学里学什么呢？李宏彬等发现学好英语很重要，学英语的回报达18%，也就是说，英语成绩好的毕业生起薪要比英语不好的毕业生起薪更高。当然了，数据也的确显示出农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（尤其是好的高等教育，以211、985院校为例）的机会正在收窄。但相比于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村孩子来说，还是远远胜出。

      媒体偶尔胡说八道也不要紧，政协委员提案就要稍微严肃一点，不能误导。尽管媒体和政协的声音其实也无足轻重，进不到决策层。想到这，我既有点欣慰，但更多是莫名觉得悲从中来。

【四、读书关乎自由】

      悲从中来是因为觉得即便如我不断进行公共写作，可能也产生不了什么影响。但回头想想，至少作为一个读书人而言，必须抵制反智主义的倾向，同时要告诉大家读书更多是个消费性活动，并且实际上即便将读书当成生产性努力，现在也是回报很高的时期。

      劝人不读书，不管是以何种方式，苦口婆心、痛心疾首、假装中立、揣着明白装糊涂等，都是需要批评的。我倒不是说这些人短视，基本上错误来自或者抽样有问题，或者没搞清楚因果关系，又或者悍然一般化（关于抽样、因果、一般化论述的例子，可以参见《大小城市的实证论法》和《抑制生育论错在哪里？》）。

      但这些错误归根结底，恐怕还是读书不够导致的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劝人不读书的，基本上也放弃了自己作为读书人的责任。我在《以读书获得自由》一文里已经阐释过相关的道理：因为此时此地，读书关乎自由。所以谈什么不读书，谈什么读书无用论，谈什么劝人不读书，都是有意无意去往奴役之路。读书或入窄门，或走窄路，当然是并且一直是改变人的命运的。